阿森是我的高中兼大学同学，我们很要好。由于我外婆家和他家在一个地方，每次我来我外婆家的时候，总会和他见面。但这也仅限于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因为只有这时候我们才都会回到老家，其他时候都在外地工作。

去年过年回来，我联系阿森，问他在没在城里，他回答我在，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最后没有去找他，最后也就没有见成面，所以这一次见面，已经是相隔快要两年。

我十一点到了和他约定好见面的地方，他让我站在咖啡厅的门口等他，我看见他远远地从马路对面走来，一样的是，我们两个互相看见对方，都不约而同地笑了，这让我觉得虽然毕业多年，但我们之间的默契还在。

但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我和阿森的聊天内容变化了很多。

我知道过去的这一年阿森去了很多地方，他先后去了云南和海南做义工，最后又在广西的一家咖啡厅里落脚学习制作咖啡。在我对阿森的印象里，他其实就是一个会去做这些事情的人，他浑身充满了文艺和理想主义气息，是一个在体验中寻求生命意义的人。

但我不知道的是，阿森在去云南做义工之前，经历了一些什么？如今我回想起来，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时候曾找我借过一次钱，但那一次我因为有些问题没能借给他，后来过年时我问他是否在城里，他回答在的，后来我便没有再回他。

仔细想想，阿森不是一个在这种对话场景下不会主动问我在哪儿，是不是要聚一聚的人，但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因为生活的琐事太多，也疏于和他沟通了。

阿森告诉我，那段时间他患上了抑郁症，甚至有一点精神分裂，有明显的自杀和伤害他人的倾向。他告诉我，其实这样的情绪从高中起他就一直有，只是他一直在表演出一副很乐观开朗的样子。

我惊呆了，不仅是阿森在过去深受抑郁症的困扰让我觉得震惊，更是因为曾经我无数次和阿森在校园的操场里一边行走一边畅谈，却从来没有发现从那时他就有这样的情绪。

我们走在濑溪河边，这是一条横贯于我们家乡城市中间的河流，河岸的两旁种满了垂柳。每当我回到这里，就会和阿森沿着濑溪河的河岸行走，然后交流。我认为我和阿森的每一次见面都和普通朋友大相径庭，正常来说，我们应该见面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吃饭，吃完饭之后找一个娱乐的地方消遣，然后再吃个晚饭，最后各奔东西。

但我每次和阿森见面，都没有按照传统的流程来走，每次都是相对简约的流程，如果没吃饭，我们就步行到濑溪河边的街道上吃点面条，然后就马上走到河边，开始聊天。最后我们的终点一定是车站，因为我要坐车到乡下，而阿森就住在市里。

这样每次见面都进行非常开心的深度交流，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。而阿森告诉我过去一年他的经历，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我因此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阿森，或者说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识了阿森。

我们聊了很多，在过程中聊到了许多我认为可以拿出来写一篇文章的东西，但这篇文章我并不打算把这些东西展开来讲，未来几天我应该分好几篇文章来写我们聊到的内容。

这一次交流的核心，是因为阿森的抑郁，阿森的抑郁第一和他的原生家庭脱不了关系，第二是他自己的向内求索，导致他迫切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

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就是当年我和阿森在操场上聊过的话题，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六七岁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太多温饱和经济上的压力，我们可以谈论人生、理想、生命和死亡。

坐在濑溪河岸边，我听着阿森在讲述他过去的那些故事，我忽然看见我的脚下有一只蚂蚁，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想要把它踩死，然后我抬起脚，忽然又觉得我好像没有理由踩死他。

我转过头问阿森：“你现在怎么样？”

阿森带着他一如过去的开朗笑容说：”我现在好极了，好得很。“

我点了点头，如果他告诉我他还是没有走出来，那么我会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流很有压力，但他告诉我他好得很，好极了，我就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。

过去的黑暗，泥泞，痛苦，都已经是过去了。

后来我又问：“你现在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吗？”

阿森说：“ 人生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。或者说人生的意义都是由人自己来赋予的，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意义，却又不行动，那就是针对于意义的空想，而意义是需要用切实的行动来赋予的。 ”

阿森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，他深陷抑郁的泥潭，和父母争吵数次，又远去云南、海南、广西，一切的背后都是他对生命意义的主动求索，而就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，意义自然也就诞生了。

让我感到庆幸的是，阿森对未来有明确的目标，他说他想在重庆开一家青年旅社，当他在和我描述对自己未来想要建立的青年旅社时，他的眼里有光，他说他要在那里给客人煮咖啡、煎牛排、烤披萨，这一切都充满了憧憬。

人生或许就是如此，当你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时，一切都变得那么有活力，因为一切都是意义本身。

在路上，阿森问我有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。

我说：“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，然后创造出来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”